在竹制天花板之上：圣彼得大学朱卫东院长访谈
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官方统计，截至 1980 年，居住在美国的中国（包括香港）出生者, 包括加入美国籍者、拥有永久居留权者与合法的非移民签证持有者，总计36.65 万人。此后这个数字以前所未见的涨幅迅速攀升，到2010年增至180.8066万人。前后两个数字之间，是三十年的日升月落，也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后，一浪高过一浪的出国潮。对于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的中国人而言，外面的世界充满传说的精彩，从个人到企业，“走出去”成了社会的一首主旋律。热播一时的电视连续剧《北京人在纽约》，在每一集的片头打出字幕：“如果你爱一个人，就送他去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一个人，那就送他去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成为形容纽约，形容美国的经典句式，家喻户晓，流传至今。
除了梦想以及追逐梦想的那一点决绝，那一代的留学生们背井离乡的脚步远不是后来那些小留学生们怀里揣着父母的银行卡，拉起行李箱来去自如的潇洒走一回。风萧萧兮易水寒，他们几乎一无所有， “去美国留学”的决定是他们用青春、生命和前途下注的一场豪赌，渲染出一种近于悲壮的色彩。然后，他们凭借自己的天赋、学识、智慧和毅力，孜孜不倦地寻求，锲而不舍地努力，终于在异域的土地上站稳脚跟。据美国国土安全部统计，从1980 年至 2010 年，职业技术类移民约占中国公民获得美国绿卡总人数的四分之一，构成一个大部分散居在传统华裔聚居区之外的，新一代华人移民群体。
2008年，亚裔美国人研究专家、马里兰大学的人口统计学教授Larry H. Shinagawa和他的研究团队发布了一份题为《华裔美国人群像》（A Portrait of Chinese Americans）的长篇报告，指出华裔的受教育程度普遍比较高，而薪资收入与社会声望回报“通常低于一般人群和非西班牙裔白人族群”，呼吁建立相应的渠道和机制，帮助年轻的华裔专业人士发挥潜力，增加他们“参与高层管理”，“全面进入美国主流社会和专业圈子”的机会。十余年后，“美国亚裔男性研究（The Asian American Man Study）”发布对650名亚裔男性的职业及社会地位满意度调查结果，依然显示没有担任过任何管理职务的亚裔男性高达总就业人数的61%。即便在亚裔男性比较集中的加州硅谷地区高科技公司里，亚裔被提拔到高级管理职位的机会也低于其他各族裔。
也就是说，众多亚裔学霸们走出象牙塔之后，尽管大部分得以顺利入职，却很难在后续的职业发展之路上继续高歌猛进。被历史漫长的种族歧视和文化偏见滞留在这座职场“中途岛”上的亚裔，遍及西方各国。澳大利亚“多样性委员会”2013年的研究报告中的数据显示，全澳洲的私人企业中，亚裔任首席执行官的比例只有1.9%，占董事会席位的比例也仅为4.2%。于是，从事人力资源管理的美国韩裔Jane Hyun笔下出现了一个新名词，“竹制天花板（Bamboo Ceiling）”，特指整个亚裔族群难以跻身于管理和行政高层，无法与其他族群分庭抗礼的职业发展障碍。
携带着勤奋而木讷，称职而懦弱的文化标签，跻身于白人世界里的亚裔们就真的只能集中在低级别职位上，充当兢兢业业、任劳任怨的“工蚁”角色吗？答案是未必尽然。2019年4月25日，新泽西州Fair Lawn的地方媒体刊登了一条消息，题为“本市居民朱卫东博士被正式任命为圣·彼得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在这个职位上，朱卫东将主持该学院目前15个系的日常管理工作，与教职员工一起维护课程的教学质量，提高现有本科及研究生课程框架设置的有效性，同时推动教学与科研双向的，不同形式的学术创新。
这条消息的主人公“朱卫东博士”，男性，出生于中国大陆，是典型的华人“新移民”之一员。从旅美留学生的身份起步，奋力冲破头顶的“竹制天花板”，朱卫东不是第一例，却肯定是极少数的几例之一。
朱卫东博士
一、理科博士之感性
1999年，上个世纪的最后一个春天到来之际，素有“天堂学府”之称的苏州大学校园，秉持着“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的百年校训，正如过往的每一个春天，开过了桃花开樱花，姹紫嫣红，生机满眼。
朱卫东和他的同学们在校园里散步。闲聊间，也不知是谁先提起了去美国留学的话头。此时，改革开放之后方兴未艾的“留学潮”已从京沪等地的高校遍及各地，对于理工科背景的学子们而言，出国深造成为一种并非遥不可及的选择。而朱卫东刚拿到苏州大学的本科文凭，正在攻读材料科学与应用专业的硕士学位，并没有出国留学的打算。可同学的提议一下子把“美国”这个词提到眼前来，让他“觉得”听起来不错。美国，是培养各专业博士的水平最高的地方，应该能学到更多更新的东西吧。这一转念之后，他旋即开始着手准备应付TOEFL、GRE的考试。自我实现的原始动力，就此依托万象更新的大时代背景，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2000年新年 · 北京 三位共同奋斗出国的好友：左一为朱卫东博士。
次年，他拿到苏州大学硕士学位的同时，被斯蒂文森理工学院（Steven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以全额奖学金录取，来到与纽约一水之隔的新泽西攻读博士学位。四年之后顺利毕业，又做了两年博士后研究，2007年他接受圣·彼得大学的聘书，开始了在异邦的讲台上教书育人的生涯。
高等院校作为职场，历来不是旅美亚裔新移民的首选之地。因为入职的门槛高，一张博士学位文凭是必要条件，而新鲜的博士毕业生年年有，满世界有，一年比一年多，大学里的教授职位却是定编的，入职的竞争激烈。一个萝卜一个坑的位子，好不容易空出一个来，哪怕学校所在地再偏远，招聘的广告登出去也会引来美国国内各地乃至于世界各英语国家的好几百号应聘者。招聘委员会层层筛选，细细过滤，教学能力、学术积累不达标肯定不行，仅有教学技能和学术成果也不行，岂止百里挑一而已？
朱卫东的求职经历并没有浴血奋战，险象环生的桥段，他说得轻描淡写： “当时我拿到了两个offer，我选择了圣·彼得。”
圣彼得大学文理学院
所谓职场，不外乎广义的市场。这个市场的游戏规则越是功利，竞争机制越是严苛挑剔，就越不会埋没真正出类拔萃的人。另一家学校给他开出的薪资条件更好，这是我在决定正式采访他之前就已经知道了的。于是我追问：“为什么呢？”第一份工作是一个人职业生涯的起点，差之毫厘足以导致后来谬以千里。从来人往高处走，水才向低处流呢，他为什么反其道而行之？
他回答：因为“觉得” 圣·彼得的办学理念更切合他对为人师这个职业的理解。
位于新泽西州泽西市的圣·彼得大学，是耶稣会院校联合会（Association of Jesui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简称：AJCU）旗下的高校之一，历史悠久。耶稣会最主要的任务是兴办教育与传教，十六世纪中期以来在欧洲、美洲、亚洲设立了许多大学，以美国数量最多。一共27所，遍及全美各地，目前就读学生超过20万，构成美国高等教育领域最大的系统联盟之一。这些高校彼此之间虽互不统属，教学体系各自独立，但教学的理念至今一脉相承：通过批判性思维和纪律性学习相辅相成的教学过程，培养学生们挑战假设、分析动机、理性求证、自由决断的能力，尽可能充分激发学生的潜能，促进他们个人整体素质综合的、全面的发展。
简而言之，就是不仅培养学生的一技之长，更注重为社会造就头脑与心灵、智力与情感、道德与操守均衡发展的人才。这样的办学理念，差不多就是苏州大学校训“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的白话诠释。朱卫东受此校风熏陶成长，到异邦深造之后选择一个与母校若合符节的环境去谋发展，从旁观者的角度去深究，并不突兀。倒是他谈及这个自己职业生涯中至关重要的决定，再一次用到“觉得”这个词，听来令人莞尔。
“觉得”。一个人对外部事物的客观属性最直接的心理反映，单纯而感性。朱卫东决定出国留学是“觉得”，选择和圣·彼得签约也是“觉得”，从话语到行为，都不是一个典型亚裔男性理科生的方式。千里之行必始于此刻的足下，人所共知，但习惯于反复推理求证，强调纪律与情绪控制的理工男们往往做不到。朱卫东不低估自己的能力，也不高估前路的难度，坐言起行，他用“觉得”所坚守的是生命的热情，在自律的同时多一分随机应变的弹性。从这些“觉得”开始，朱卫东就把自己和那些过于理性，过于谨慎，总要等到见着了兔子才撒鹰的人们，拉开了距离。
作为职场，世界每一个大学校园，都与“象牙塔”的概念相去甚远。优胜劣汰，生存竞技的酷烈程度不输于任何其他领域。某博士顺利入职走上了讲台，并不等于他/她能够在这个讲台上站稳脚跟。教学（Teaching），科研（Research or Scholarly Work）和服务（Services）三大层面年年被考核，每个层面下有一长串各项具体指标。勤奋，无疑是一把披荆斩棘的必备利斧，但仅有这把利斧也不见得能开辟出一条可供昂首阔步的大道。确立研究方向既需要学术积累和科研能力，也颇借重几分天赋；确立了方向之后，能够如期做出成果已大不易，这项成果要及时得到学术界的充分肯定，更需要一点客观的、外界的助力，需要一点儿运气。
“我很幸运，”朱卫东感慨。“从一开始就很幸运。”
他刚加入圣·彼得没多久，系里的同事便邀他加盟，一起申请科研项目基金。申请研究基金，到哪里都是高校教师们事业与人生的重中之重，为此成年累月地屡战屡败，再屡败屡战的不知凡几。从研究内容的创新点及重要性，到文献综述、团队优势、预期成果，行文的逻辑必须清晰连贯，论证必须简明充分，方法必须切实可操作……朱卫东一上岗便得到资深同事的指导、提点，直接越过了自我摸索的迷茫期，的确很幸运。更幸运的是，这份项目申请书获得了活跃于政界的圣·彼得老校友们的青睐，后来的评议过程也很顺利，天时、地利、人和，所有不可或缺的条件都一步到位，他们课题申报成功了。
凭借这笔数额不小的基金，筹建起“微等离子科技中心”(The Center for Microplasma Science and Technology)，朱卫东和他的队友们有了一个可以撸起袖子大展拳脚的研究平台，也有了一个科研能力和学科建设能力的展示台，为他攀爬从助理教授，到副教授、正教授的职称进阶提供了基础的支撑。另一方面，参与筹建、运作这个科技中心的过程，客观上也迫使他不断学习如何调动学校现有的资源，如何与相关部门更有效地沟通、协作，去深入了解并适应多族裔、多元文化背景的校园环境里，各人不同的行事风格。
朱卫东博士和侯赛·洛佩兹博士共同担任微等离子体科学技术中心联合主任
（该中心由美国空军科研办公室资助）
在美国的私立高校里，由教授们组成 “教务委员会（Faculty Senate）”、“教师工会（Teacher’s Union）”以及各个专业委员会，以保障教授们的学术权利、薪资待遇为主要诉求，从不同管理层面影响学校决策，形成了与行政高层分权制约、差异互补的校内治理模式。朱卫东在教学与研究之余，积极投身到这些机构的服务性工作当中，他在“课程发展委员会（Curriculum Committee）”里担任主席时的出色表现，让他获得同事们的信任和推举，进入教务委员会的核心圈，担任委员会的副会长（Vice President of Faculty Senate），参与学术性事务的重要决策。值得一提的是，自圣·彼得大学教务委员会1966年成立以来的，朱卫东是第一位非白人副会长。这些机遇使得他得以从更宏观、更高远的视角了解学校的发展方向及运作机制，实际上为他后来走上行政领导的岗位作好了前期的，也是必要的铺垫。
二、天花板之突破
故事进行到这里，朱卫东的人生看起来一路风调雨顺。当然，人间绝大多数是寻常的际遇，寻常的高低起伏，寻常的喜怒哀乐，像书中传奇一般光怪陆离的人生毕竟不多。连朱卫东自己也不止一次笑称“运气好”，关键节点上总有“贵人”出手，扶他上马再送一程。
啊，贵人。古圣先贤早就谆谆教导过，“青蝇之飞，不过数武；附之骥尾，可致千里。”当我们还处在“青蝇”的阶段，谁不希望得遇贵人，事半而功倍？然而，纵观古今中外所有案例，真正全凭“运气好”得贵人相助，最终胜出的那个人，恐怕只有辛德瑞拉：仙女教母从天上而降，给她一双水晶鞋；教母的魔法棒仅对水晶鞋具有永久效力，她自己天生一双举国上下独一无二的脚。当永不消失的水晶鞋套上那双独一无二的脚，灰姑娘逆袭成功，荣登皇后之位。
这才是真正的好命。可惜，在童话以外的故事里，这么纯粹的理想情节无法复制。没有什么贵人会蓦然从天而降，即便有，也不见得恰恰落在你身边。现实社会中每一段合作关系的建立，每一次推荐保举的发生，都没有注定的前缘。某个人身边“贵人”特别多，是他自身的心理素质、为人处事的态度与工作能力综合作用带来的一种结果。
首先，他必须足够谦逊。把自己定位在什么也不懂的位置上，承认且懂得欣赏他人的优点，随时准备主动虚心求教；其次，他必须乐观务实。这世界上聪明人很多，能干的人也很多，身兼这两点而成天患得患失，斤斤计较，试问谁敢帮你？第三，他必须勇于接受新的挑战。如果你自己都不打算超越自己，旁人多想帮你也没用。第四，他必须具备自我迭代的功底。如果你只会守株待兔，不肯脚踏实地装备自己，又有谁能帮你？
人生道路不是坦途，也从来没有那么多捷径，一切人脉、资源，都得通过稳扎稳打的方式去积累。朱卫东对所有提携过、帮助过自己的人们心怀感激，并不等于他得到这些提携和帮助只是各种偶然因素成序列的化学反应:
仅在他个人的专业领域，微等离子及大气压强低温等离子体技术研究，朱卫东参与过专业书籍的相关章节编纂、撰有百科全书的相关条目，拥有两个美国专利和五个中国专利的共同发明权，宣读国际会议论文上百篇、发表同行评议期刊论文逾五十篇……
这一串数字背后，所需要投入的精力和时间量显而易见。无依无靠无背景的朱卫东，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单枪匹马抵达现在的位置，绝非侥幸。知名报人瘂弦先生曾经说过，“世界上最大的悲剧是幸运之神敲你的门的时候，你还没有准备好，没有立刻跟它上马。幸运之神沒有等人的耐心，它打马向前奔驰，永不再來！”——就是这个意思。
还有一点必须强调的是，朱卫东的语言沟通能力相当强。他的英文发音清晰准确，句式完整连贯，叙述当中极少有语气词或插入语的不必要停顿，俚语和习惯用语的使用也自然随意。这与他训练有素的思维逻辑严密性有关，更与他的外语习得水平有关。
“我从小喜欢学英语啊，”他笑。“在中学时代，我的英语成绩基本上总是全年级前几名的。”
朱卫东口中的“从小”，还真是不折不扣的“从小”，因为他的老祖父，朱老先生虽不懂英文，却熟悉26个字母，当年曾经顺手拿来当儿歌，含饴弄孙。等朱卫东到了上学的年纪，这26个字母的音韵已深入记忆，他领先了同龄的孩子们一步。这一步，铺垫成他对英语课的特殊兴趣，带来稳居前列的好成绩，也延伸出他对语言的格外敏感，以及对文学作品的喜爱。利用初高中阶段的每一个假期，他把当时能接触到的外国文学名著几乎读遍了。
优秀文学作品的潜移默化，养成的是朱卫东的创造力、好奇心和同理心。这不仅意味着他处事干练，面对没有数据可依靠，处于灰色地带的事务，能够凭自己的批判性思考作出决断，更意味着他能够理解、尊重不同群体成员的需求和愿望，有效完成与上司下属的沟通。而这些，每一项都是不可或缺的职业技能。也让他充分认识到人文学科知识对于一个人全面、均衡发展的重要性，无论从教养自己孩子的角度出发，还是从学校课程设置的角度着眼，他都不会走入近于固化的，偏执的亚裔认知误区，不会过度重视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计算机）等技术性比较强的专业，而忽略或轻视社会学科和人文学科方面的教育。
公开宣布对朱卫东的新任命之时，圣·彼得大学教务长兼校务主管副校长Frederick Bonato博士说：“朱卫东博士在教室内外的奉献精神一直很突出，值得称道。在过去一年的人文学院代理院长任期内，他扎实而稳定的领导能力也有目共睹。毫无疑问，他将得到各系各部门教职员工的支持和拥护。我相信，他的远见以及对推动圣·彼得办学理念的强烈渴望，将有助于带领人文学院走向更成功的未来。”
朱卫东博士圣·彼得大学文理学院就职照
他这番话，不仅是朱卫东职业生涯道路上的重要标点，同时也反过来证明了美国社会的多元文化包容性与多种族相容性从未消弭。竹子的也好，玻璃的也好，“天花板”并非坚不可摧。时刻准备着的人总会有机会，值得被推一把的人背后必有“贵人”出现。问题在于被压制于其下的人们，如何凭借自身的胆气和素质去突破各种隐性或显性的文化刻板印象与种族歧视。
数十年前，朱老先生最初播下的一粒小小种子，直接促成朱卫东成年之后到异邦求学谋生的语言优势，也间接养成了他文理兼备的综合人文素质。老先生泉下有知，一定会为自家儿郎交出的这一份人生成绩单骄傲的吧？
三、文化身份之坚守
从19世纪中叶最早抵达新大陆，对美国西部开发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一批批华工开始算起，美国的华裔移民从未停止过融入主流的努力，也从未切断过对故土的关切与眷恋。他们拧成一股绳，共同渡过历史上制度化歧视所带来的重重难关，将安全感和归属感带入了本族裔的精神生活和现实世界。作为各大主要城市构件的“唐人街”，不仅保留着最初华人社区的传统形态，其强大的组织能力和顽强的生命力，至今仍然历久弥坚。
新一代移民虽散居在“唐人街”之外，但坚持、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高度自觉，并不输于老一辈。他们开办周末中文学校、开展与国内各界的商务和文化艺术交流、筹办大型中国节庆活动……在巩固本族裔内部的社会关系网络的同时，他们充分利用自己高文化素质的优势和社会影响力，主动走向外围，向其他族群讲述中华文化，描述中国现实，也为美国社会的多元文化增添了新的活力和色彩。
2014年春节，新泽西州哈里森华人联合会准备搞一次聚餐活动，当时已经是应用科学与技术系系主任的朱卫东主动请缨，帮助大家在网上设定付款链接方便大家捐赠。从此，本职工作繁忙，家中还有三个学龄孩儿的朱卫东，成为当地华人社区里很活跃的一名义工。2015年11月，他被推选为哈里森市华联会副会长。2016年1月底，在华联会的积极推动下，哈里森市政厅为中国新年举行升旗仪式。当天，市政厅中央高挂着中英文书写的“新年快乐”横幅，两边衬托大红灯笼，左右大理石厅柱上是“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大红对联。数以百计的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将整个市政大厅挤得水泄不通，最后整个活动不得不挪到市政厅外面的哈里森大道上举行。当中美两国国歌先后响起，中国国旗和美国国旗在市政厅外的主街上冉冉升起，朱卫东担任了这一场喜气洋洋的仪式的主持人。
那年春节，由美国地方政府以官方的形式为中国新年升起的五星红旗，和美国的星条旗一起，在哈里森市政厅外的主街道上同时悬挂了12天。仪式，是我们将自己的主体情感与外部世界相链接，将客观物质与我们的理想世界相结合的一条纽带。这一场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仪式，是作为亚裔的重要分支，人口占比已超过6%的华裔，对对本族裔传统文化的再认同、再皈依，也是对进一步确立、提升自身社会地位的高度自觉。他们正一步一步摆脱自扫门雪的“小农心态”，对美国社会发展漠不关心的“过客心态”以及受到不公平待遇也无奈沉默的“难民心态”，以更积极的姿态坚守自身文化身份，去集体论证华裔族群对整个美国社会多元文化发展的重要性。
朱卫东是一位教育工作者，自然对文化、教育有种近乎天然的关切。他长期服务于华夏北部中文学校，当过校长助理，也当过校长，至今还是学校董事会成员。
华夏中文学校北部分校校委会和教师代表合影（左二为朱卫东博士）
作为华人自发兴办的民间教育机构，中文学校是社区的产物，具有本土化的自然属性，更具有跨文化的先天特质。学校自筹办学经费，很大程度上依赖自发、志愿的家长们无偿的或低报酬的奉献。尽管规模大小不一，服务对象却遍及当地社区老幼妇孺；尽管办学历史长短各别，却是向主流文化圈教授汉语、宣扬中华文化、讲述中国故事的前沿平台；尽管师资队伍内普遍缺乏专业背景，教学、研究的力量薄弱，却往往与当地各级政府机构、公立教育系统关系紧密。校长或校董们通常不直接参与日常的教学活动，却担负着保证教学活动正常进行的重大责任。
首先，他们必须保持、保证与当地学区的良性沟通。中文学校租用当地学校开课，只有场地使用权，没有学校物品使用权。举例而言，美国中小学校的教室，由任课教师布置。室内的教具、教材以及学生课桌里的日用学习用品，包括课桌椅摆放的位置，周末进入该教室的中文学校学生不得动用。但是，中文学校的学生们“动用”这些东西的情况无法完全杜绝。一旦出现状况，出租方的老师或学生向中文学校提出抗议，校长和校董们就必须出面解决这些纠纷。其次，建立并保持中文学校与当地社区的良性互动，比如带领中文学校师生参与当地社区活动，进一步推动中华文化向更广泛的大众层面传播，为中文学校争取社区的广泛支持；其三，建立并完善教师聘用统一标准，培养教师梯队，策划并鼓励教师参与各项培训活动，提高教学质量……等等。
朱卫东博士在华夏中文学校北部分校结业典礼上主持颁奖仪式
显然，中文学校的教学管理之琐碎繁杂，和高校里的教学管理也不是一回事儿。北部中文学校的人们都说朱卫东工作态度积极，不计个人得失，那是他乐于服务于社区的精神使然。若不是得到大家的肯定，他也不可能至今仍留任在校董会里。我问他：“作为一个职业的高校管理者，你认为这种业余的，民间的中文教育，最重要的职能是什么？”
“有些人说可以自己在家里教孩子学中文，可是如果不能形成固定的、严格的学习计划，很难达到理想效果。中文学校每周只开课一次，课堂教学时间很有限，但毕竟有固定的教学进度，有学习的氛围，还有同学，再加上家长的课后督促，对孩子学中文的好处很明显。而且这些年来无论是从课程设置、教师招聘，还是校务管理等各方面，中文学校在逐渐朝着正规化的方向发展。中文学校最重要的职能，还不在于教孩子们学会多少个汉字，而是培养他们对中国文字文化初步的、基本的认知。有了这个认知，他们长大以后遇到合适的契机，就容易产生进一步探索中华传统文化的兴趣，也具备了深化学习的基础。中文学校所提供的文化氛围和学习环境，对华裔孩子的成长来说还是很重要的。”
美国的华人华侨开设中文学校，已经有将近一个世纪的历史。近二十年来随着新移民群体的壮大而发展迅猛，到今天已遍布全美国41个州所有华人聚居区，涵盖K-12年级（5-17岁）的华裔青少年超过七万名。这样的规模，自然不是某一、两个人的功劳，而是许许多多人共同努力的结果。而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和朱卫东一样，每天也有油盐柴米要操心劳力，有本职工作中的一众上司下属要应付。他们主动付出大量时间和精力，不期待也不可能期待金钱或者任何形式的回报，只是凭着满腔热忱，持之以恒，只为了要让中华文化薪火相传。
这一点执着和热忱，正是华裔族群为建设北美新家园所体现出来的，集体的，常态的人文精神。作为流寓新大陆的移民，他们的生存境况，是一个自身所承载的文化不断与当地异质文化交会、碰撞，相互冲突同时也相互摄取、融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无论是否功成名就，是否志得意满，数以万计华裔有意识的个人奋斗经验，构成了层次越来越高的主旋律。今天的新移民群体中已不缺少在各自的专业领域里业绩卓然的精英，如朱卫东和他的伙伴们。他们站在中国故土和西方家园交汇、汉文化基础素养和西方高等教育叠加，历史机缘与当代视角融合的节点上，不仅有能力为中华物质文化的展出、演示搭建舞台，为精神文化的广泛传播宣讲立论，更有条件直接地、深入地了解西方偏见、误解发生发展的根源，进而以充分的文化自信去化解、去匡正这些偏见和误解。
他们继往开来，正重新定义着华裔在美国社会的职场形象，同时也是中华文化主动地，正面地进入当地文化语境的一支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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